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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員工辭職到八寶山工作:葬禮應是宣泄釋放過程

核心提示: “我是靳中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的人生告別會,我希望我的葬禮沒有哀樂,我想要親耳聽到,想要親眼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我的人生,我的生活。”3月22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往日肅穆的告別大廳,一場“生前葬禮”正在《歡樂頌》的背景音樂中舉行,一個一米八二的漢子活生生地面向眾人,為自己告別。

告別儀式開始前,靳中學在整理逝者遺體身旁的鮮花。

告別儀式開始前,靳中學在整理逝者遺體身旁的鮮花。

“我是靳中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的人生告別會,我希望我的葬禮沒有哀樂,我想要親耳聽到,想要親眼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我的人生,我的生活。”3月22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往日肅穆的告別大廳,一場“生前葬禮”正在《歡樂頌》的背景音樂中舉行,一個一米八二的漢子活生生地面向眾人,為自己告別。

生前告別 挽回許多“來不及”

“媽媽,這是老靳叔叔,什么時候我也能站在上面?”靳中學的同事、喪禮策劃工作室主任王靜的孩子在新聞報道中認出了靳中學。

盡管童言無忌,王靜又常年在殯儀館工作,對死亡的理解已比常人超脫,但是作為母親,聽到孩子突然說起葬禮,她還是用力避開一些不安的念頭。

那個曾經決定她從事殯葬服務行業的場景又浮現出來。

2008年,王靜剛到八寶山殯儀館工作,單位組織去公墓參觀。

一座被可樂和足球環繞的墳墓,讓眾人駐足不前。

墓園管理者解釋,墓里安葬著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因意外去世,母親的哀傷與思念久久不能斷絕——幾乎每天,這位母親都會帶著一個足球、一瓶可樂放到墳墓周圍,對著墓碑聊天。

“那一刻,我覺得生命的逝去離我很近,有些事卻不知道該怎么去表達。”王靜自己成為一個媽媽后,開始嘗試去理解那位母親。

“在家里我會跟孩子說‘我愛你’,可是我沒法跟孩子說‘有一天你走了我怎么辦’。”王靜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忌諱言死,但是很多事情不可預料,明天的事情發生了不可能再倒回來。

“往往讓人們唏噓不已的是那些年輕生命的逝去。”工作13年,靳中學目睹了無數生死兩個世界的離別苦楚,“因為我們不愿意將死亡與年輕聯系在一起”。

在北京,每年約有10萬名逝者在全市12個殯儀館火化,每天187輛主色調為黑白的殯儀車輛奔馳在大街小巷、往來于太平間、家庭和殯儀館,其中四分之一的目的地為八寶山殯儀館。

“也許你會說,我才20歲不到,死亡離我還遠。那么我比你們年齡大,就一定更接近死亡嗎?”靳中學在生前告別會上說,“我想不是的,死亡的必然性決定了無論年齡大小——你、我與死亡的距離都是一樣。唯一的區別是,我們是否準備好了面對死亡。”

“他想跑一次馬拉松、想擁抱每一個認識的人、想大聲對父母說出‘我愛您’、想陪孩子去參加一次野外露營、想為自己做一個全面的體檢。”在籌劃這場生前告別會之前,王靜和同事們回憶了那些真正離去的人臨終來不及實現的愿望,“他們其實很想做準備,但是沒有平臺、沒有機會。”

王靜說,生前告別會就是給公眾提供一個平臺、一個儀式感的東西,讓他們在心里默默做好準備,給予一些生命教育的補足。

“沒人愿意當主人公,我們自己來做。”靳中學主動承擔了這場八寶山殯儀館史無前例的生前告別會主角。

“葬禮沒有預演,也不能彩排,因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說,還沒有來得及做,就已經結束,遺憾伴隨生命的離去而永遠無法彌補。”靳中學在生前告別會上說出了長期壓在心頭的悲傷——因為他的媽媽不久前去世。

很長一段時間,靳中學無法從悲傷中走出,“如果可以重來,我會把手頭上的工作放一放,多回家陪陪父母,聽聽他們的嘮叨,下廚再給他們做頓飯菜。”

生前告別會后,靳中學的妻子發現,丈夫臉上的憂郁終于舒展開來。

  生命最后一站的引導者

3月底這場葬禮家屬預定的時間很早。

早上6點,剛睡醒的北京城例行堵車尚未開始,靳中學在一片清冷中趕到八寶山殯儀館大堂,一大串鑰匙碰撞嘩啦一聲,大門被打開。皮鞋敲擊著地面,在樓道里篤篤作響。

這天的告別儀式不在大堂舉行,靳中學要去二樓換上工作服——黑色風衣、黑色長褲、深藍色領帶,對鏡正衣后就向服務分理廳趕去。那里是逝者到達八寶山殯儀館的第一站。

服務分理廳與平日常見的電信營業廳類似,4臺電腦桌分布在廳內四角面向過道,業務員為逝者家屬查詢、登記、指引。只是門前不斷停下的靈車、推著靈床接引逝者的禮賓、捧著遺像握著一束白菊的孝子賢孫讓人意識到這里應當肅穆。

在幫助家屬登記逝者的信息時,靳中學打了兩個電話協調同事布置東大廳、調派靈車。

辦完手續后,靳中學小跑到東大廳,將在這里主持告別儀式,提前察看廳內的布置,確認家屬需要播放的背景音樂,調節好音量。

靳中學這次服務的逝者生前是一位學者。此時,東大廳門外已懸掛挽聯,學者的同事、學生們手持白色菊花背著清晨的太陽站立。

休息室內坐著互相倚扶的家屬。靳中學進去輕聲說,他要去請逝者,家屬們請準備去通道門口等候。

從服務分理廳向東不過百米就到了與火化廳相連的東大廳。出于尊重,這段距離也需要用靈車請送逝者。

當學者的遺體從靈車中抬下,家屬中間開始傳來此起彼伏的啜泣。

“三鞠躬。”靳中學引導賓客向鮮花翠柏中的遺體三鞠躬。這次是簡辦,與電視上常見的葬禮類似,朋友、同事獻上一束白菊致哀,與家屬握手致意,唯一不同的是大廳回響的不是哀樂,而是學者生前最喜歡的一首交響樂。

隨后便是告別儀式最易失控的時刻——家屬再看逝者最后一眼。無數句曾經來不及說的話此刻都可能涌出,無數次來不及表達的感情此時都會噴發。

此前,靳中學已與家屬溝通,讓3位家屬陪伴與逝者感情最深厚的親人。

靳中學走到靈堂前,看著悲痛的家屬痛哭宣泄十幾秒后,引導其他家屬平撫他們的情緒,他還要時刻防止家屬用手觸摸遺體——那就代表現場完全失控。

4位禮賓從后臺走來,向逝者敬禮,將遺體請上靈床,推往火化廳。

臨出門那一刻,靳中學回頭攔住依依不舍的逝者親人。掛著白色窗簾的門打開又關上,靳中學一人走進火化廳,面對遺體鞠躬,目送逝者被推進火化間。

靳中學和同事們有時被叫做主持,有時是司儀,有時是策劃人,靳中學更愿意被稱為引導員,引導逝者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站。

“雖然是在為逝者服務,但更多的是服務生者。”靳中學說,家屬需要溝通、協調、平撫、疏導。

這也是靳中學選擇從事殯葬行業的初衷。14年前,他還是一家國企的技術員,對殯葬、死人的事從來沒有過想法。

2004年年底,靳中學一位朋友的媽媽突然去世,看著那個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如遭雷擊不能自主,靳中學站出來幫忙料理后事。

一段時間過后,朋友告訴靳中學,那幾天腦袋里都是空白的,除了悲痛就是悲痛,身體像個木偶——靳中學就是一旁幫忙牽線引導的人。

“來到殯儀館大家都很悲傷,如果來了之后依然不能釋懷,那是不圓滿的。”靳中學說,整個葬禮應該是一個逐漸宣泄釋放的過程,其實我們最終是想通過葬禮讓活著的人更好地活下去,讓生者慰藉,讓逝者安息。

兩年后,靳中學從國企辭職,來到了八寶山殯儀館做引導員。

  八寶山外的敬與畏

今年1月30日,廣西百色一位老師因學生家長在殯儀館工作而孤立孩子,這條新聞深深刺痛了靳中學和同事們。

外界的忌諱,讓他們遭遇過許多尷尬。

剛從國企辭職到八寶山殯儀館工作不久,靳中學邀請初中同學來家做客。

推杯換盞之際,他發現背對著大門的那個同學時不時地扭頭望一下門口,神色憂懼。

靳中學馬上理解了,主動和他對調了位置。

從那以后,在新朋友出現的飯局中,靳中學盡量避開聊到自己的工作,也向老朋友提前打招呼不讓他們提及,“并不是認為別人會怎么看我,大家開開心心出來吃飯,盡量避免因為我的工作給別人造成不安”。

與靳中學類似,出生于1987年的董子毅也是“半路出家”,10年前選擇來八寶山時就遭到了來自親人的反對。

“哪怕你開公交車去,累點兒,我們也不愿意你去那兒。”董子毅從部隊轉業,當時來武裝部招聘的有國電集團、積水潭醫院、公交公司、地鐵公司,還有一個就是八寶山殯儀館,董子毅選擇了后者,但是父母堅決不同意,連八寶山三個字都不愿意聽到。

“我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甚至倔強的人。”董子毅說,八寶山離家近,工作穩定,照顧父母也方便,最后他還是來到了八寶山殯儀館。

“不能穿工作服回家,回家先洗澡。”董子毅的父母也表達了原則性立場。

董子毅說,我們父輩這一代人對死亡有畏懼,從心理上有一股忌諱。

直到董子毅的奶奶去世,父母的態度出現改變。

“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辦喪事,自然由我來帶著他們辦,我的同事們提供服務。”董子毅說,整個過程頗為順利。

老人在醫院去世,遺容不太好,“張著嘴、頭發凌亂、氣管也被切開”。在八寶山殯儀館,父母和親戚們親眼目睹董子毅的同事們為老人清洗、穿衣、化妝——從逝者沐浴間出來,“奶奶就跟睡著一樣”。

“這些事我爸爸、大爺、姑姑不一定都能做到,我八寶山的同事們做到了。”董子毅說,事后父母非常滿意和折服,“對我工作的態度也徹底轉為支持”。

相比于兩位師兄,1991年出生的游江南沒有面臨這些壓力。

2012年,她大學同學的男朋友出車禍去世。她到八寶山殯儀館參加葬禮送別。

“人這一輩子真是不知道你下一秒會怎么樣。”小小年紀有了生死的感悟,游江南從北方工業大學畢業后就來到八寶山殯儀館。

“都覺得挺好的。”游江南說,知道她的工作后,朋友們并沒有表現出異樣,有時在附近古城上班的朋友還找她來蹭飯,“我們食堂的飯特好吃”。

  更多年輕逝者需要葬禮策劃師

不止董子毅和游江南,身為70后,靳中學和王靜越來越感覺到現在的人們對待葬禮和死亡的態度正在轉變。

在靳中學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個中學生的葬禮令他至今難忘。

這個中學生的父母正在各自的事業高峰,一個獨生子乖巧可愛、成績優異,猝然夭折,讓他們成為“失獨”父母。

這對父母與靳中學等葬禮策劃師商量后,為孩子在八寶山殯儀館東大廳辦了一場主題葬禮。

“我不想讓這種情況在我孩子的同學中再發生。”他們把孩子的同學、朋友都請了過來,“我也想讓這些孩子知道死亡之后父母是什么樣的。”

“像開了一個生日會。”靳中學說,有鮮花、有禮物,也有悲傷和痛哭。

從2017年開始,東大廳的主題葬禮開始增多:2017年一個月一場,2018年每月有七八場,到了今年,每月大概穩定在10場。

“以前這些主題葬禮集中在演藝界、體育界、科學教育界等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身上。”王靜說,現在有一半的服務對象是50歲以內的年輕逝者,為他們辦葬禮的,有父母親人,也有同事朋友。

王靜認為,年輕群體對殯葬儀式、生命文化的認知度遠遠高于高齡群體,“至少他們愿意靜下心來花費精力和我們研究”,這本身就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和對自身哀痛情緒的舒緩。

清明前夕,王靜帶女兒去參觀八寶山革命公墓,“去看看那些為了我們現在的生活獻出真實生命的人”。

回到媽媽工作的東大廳,孩子問,“媽媽,這就是辦葬禮的地方嗎?有一天你也會躺在這里?”

王靜說:“是,如果媽媽去世了,你怎么做才會讓媽媽不留遺憾,什么樣的葬禮才能讓媽媽愉快地走呢”?

“我要自立,我要照顧好自己,好好地活著,媽媽才能夠放心。”女兒回答。這讓王靜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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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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